甘肃庆阳正宁县西坡乡高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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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功绩

发布时间:2013-11-28 22:10:16     阅读:278 举报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功绩

作者:阎晓辉    文章来源:正宁党建网     更新时间:2013-11-19

   政权建设,是革命的根本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发展,经历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初探时期,照金革命委员会发展时期和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熟时期三个阶段,由建立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到建立苏维埃政府正式政权,遵循了开展群众工作、创建革命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发展过程。本文重点从三个方面探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的历史功绩。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发展历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曾两次转移活动中心,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即:19319月到1932年底以甘肃正宁寺村塬为活动中心,1933年初至10月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193311月至19352月以甘肃庆阳南梁为活动中心,在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设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苏维埃县治。

  (一)初探时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19324月初,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期间,每村选举农民代表1名,共70余名(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其余为中农),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会书记李杰夫兼任主席,张静元等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粮食等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同时,对赤卫军进行了整编,禁止富农、豪绅地主参加,使之真正成为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群众的武装组织。赤卫军的编制办法是,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以乡(约七八个村)为单位成立大队,分队长、大队长由群众选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总队长、副总队长、参谋长各1名。赤卫军总队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及财产等分配给农民,镇压恶霸豪绅。8月下旬,陕甘游击队丢失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

  尽管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只存在了5个月,但这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标志着甘肃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诞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陇东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正式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二)发展时期——照金革命委员会:1933315,中共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认为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45,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经济委员、粮食委员、文化教育委员、内务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及赤卫军总指挥部等人员和机构,工作机构驻薛家寨。其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粮食、牛羊等,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发动群众清除敌探奸细,颁布各种法令,开展戒烟、禁赌、宣传妇女放足等工作。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在桃渠河、照金、老爷岭、马栏、七界石等地相继建立了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到4月底,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沮河,西抵淳化塬畔,北至马栏川,南至爷台山,东西相距50余里,南北相距80余里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1016,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革委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敌杀害。

  照金革命根据虽然仅仅存在了7个月时间,但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分得了土地,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红色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

  (三)成熟时期——南梁苏维埃政府:193311月,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并组建红二十六军42师,组建三路游击队,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断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南梁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适合建立中心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早期曾在这里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张策也曾在这里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34225,由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蔡子伟任政治秘书长,张步清为土地委员,牛永清为劳动委员,武生秀为财政委员,呼志禄为粮食委员,边金山为军事委员,贾生秀为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负责保卫革委会的安全。此后,根据地军民粉碎了陕甘军阀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积极创造中心苏区并向四周开拓,发展到陕甘边界十多个县,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1934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已经进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阶段”,提出陕甘边党、政、军目前的任务是: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于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扩建红军。114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7月决议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第一个正式的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任政治秘书长。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参谋长梅生贵兼任。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之后,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11个县陆续建立起了革命政权。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成熟,它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带领陕甘边区人民群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的“右”的错误干扰,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的成功实践,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对西北革命斗争具有里程碑的特殊意义,为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做了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创建过程中,涌现出了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为代表的领导核心,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立场坚定,而且始终不渝的坚持以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为指导,克服了“左”的“右”的错误干扰,经受住了挫折和失败的严峻考验,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的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实际情况去制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2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按照党中央19311120对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轨道”和125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精神,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寺村塬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193212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中提出的“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改编陕甘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肩负起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任。19333月,中共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随后,在照金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与中央和陕西省委失去联系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开始独立思考解决陕甘边区的革命问题。被称为“陕甘边的遵义会议”的包家寨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寺村塬、照金根据地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订了符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组建红2642师,组建三路游击队,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项重大决策,是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点。19347月,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共产党人,分析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形势,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作出《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史称“七月决议”,是解决陕甘边根据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为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指明了方向。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党的正确政策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同时自觉地结合陕甘边实际,创造性地走出了“狡兔三窟”的陕甘模式和红(建立革命武装)、白(兵运工作)、灰(改造土匪)“三色革命”思想,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不断发展、巩固。

  (二)确定了正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为人民谋利益,一切向人民负责,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边区政权建立后,按照“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制定了一系列代表和体现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的权益。如在土地政策方面,颁布《土地决议案》,废除债务,烧毁契约,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把粮食、牛、羊等财物也分配给他们,解决了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问题。在财政粮食政策方面,不向群众征粮、派款,与民休养生息,鼓励其发展生产,经营红军公田,抚恤红军烈属和社会孤寡病残,成立互助合作社,集资扶持发展生产;开设集市,便利贸易,发行货币,促进流通,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组织群众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颁布了相应法规,并制定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和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正是这些政策满足了群众的利益需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根据地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

  (三)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我们党和政府做好各项工作的传家宝。陕甘边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始终坚持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走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在南梁苏区的土地分配工作中,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同志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形成了“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川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种能力按户划块,田、苗一起分,中心地区分地,边境地区不分地;红军家属分好地,且享有优先权……”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指导土地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注重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成立了贫农团、农会等群众组织,紧紧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坚决的执行既定政策。针对边区市场经济萧条,货币流通不畅,生产生活物资紧缺的状况,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发行货币,设立苏币银元兑换处,欢迎和保护白区商人的政策,促进了边区商业贸易的繁荣,货币的流通,调剂了余缺,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生活。每逢集日,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都要去集市看看,调查研究,听取老百姓的各种意见,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促进边区经济贸易正常发展。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红军干部学校,列宁小学,发展教育;兴办扫盲识字班,发动群众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机关刊物;培养了干部人才,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了人民群众,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找到了正确的检验政策和修正错误的标准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既贯彻了党的正确方针,又符合民情民意,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土地革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受“左”倾错误干扰和影响等原因,一些根据地边缘的地区群众还未充分发动,就急于开始分配土地;一些地方在土地分配中没收富农全部财产,甚至还侵犯了中农利益;没有掌握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的特点和“群众对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的现实,因此,土地分配中存在着脱离群众和实际的问题。苏维埃政府原土地委员张步清,贪图个人发家致富,对土地革命不热心,群众不满意,将其告到苏维埃政府。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后来李生华当了土地委员长。针对这些问题,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李生华等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不避讳矛盾,不包庇干部,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维护群众利益,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检验政策,调整政策,形成了一套符合实际、顺乎民意的土地政策。又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坚持统一战线,对哥老会、扇子会、硬肚等会道门予以争取和改造;对红军家属、社会孤寡病残,采取了发动群众救济和政府关怀帮助共同进行。对俘虏不随便杀掉,对其进行教育争取,改造使用;对敌探和反革命分子无损于革命的,可由群众保释感化等。实践证明,这些政策的实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符合当时陕甘边区实际,也符合了民情民意。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历史功绩

  (一)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土地所有权方面作了成功探索

  土地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为中心的土地革命,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赵秉义等土豪的粮食、牛羊、布匹、银钱等财产分配给农民。这一时期没有涉及土地分配问题。照金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其下设的土地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的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陈家坡地主梅生玉的土地5000余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土地革命运动由过去单纯地打土豪、分浮财转入到着手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在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其下设土地委员会按照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订了详细的土地政策,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分配政策,丈量核实土地面积,分配土地和财产。

  苏维埃政府开展的土地革命,破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围绕工农当家做主的目标,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作了成功探索

  党在陕甘边区进行了民主政治的最先尝试。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己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边区政权突出抓好民主政治建设,体现工农当家作主,管理政权的原则。一是体现在选举制度上。从选举范围看,苏维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选举方式看,主要是由选民选举代表,由代表选举苏维埃委员,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刘志丹提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有的同志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边区群众民智未开,选举难以进行,刘志丹说:“原始社会的人都知道选举有能力、有本领的人来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从选举过程看,苏区的人民群众都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民主权利。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选举各村代表,每村1人,禁止富农参加,结果选出代表70余人,最后的统计,约贫农40余人,雇农10余人,其他是中农,农民高兴得意地说:“这才是真正穷人的世事了”。二是体现在代表会议上。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通过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并管理事务,极大地增强了苏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项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寺村塬革委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执行委员会中有回民代表1人,成分完全是贫农、雇农、中农1人,常委内雇农3人。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在此基础上,不仅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而且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具体办法是:雇农5人选一名代表,贫农10人选一名代表,中农20人选一名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边区实施的民主政治,为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在经济社会管理方面作了成功探索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等十大政策以及五大决议等文件和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在农业政策方面,一是鼓励生产,保障供给。苏维埃政府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也不接受农民捐献粮财物,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余即分给贫苦农民。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其收获一部分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伤残,一部分用于过往地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三是兴办小牧场,喂猪养牛,发展农副业生产,保障军需供给。四是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在财政粮食政策方面,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粮食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还发行货币,流通金融。在统一战线政策上,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对白军俘虏,保持中立的民团、土匪,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教育、争取、改造和使用的政策,使其向红军靠拢,反之则坚决予以消灭,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为边区政权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环境。

  苏维埃政府建立的一套日臻成熟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不仅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根据地,而且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培养了人才。陕甘省委、省政府成立后,积极寻找、提拔重用了一批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为陕甘省财政部长等,完善了省政府各部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体系。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144名代表中,30多人都在陕甘边和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如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四)正确处理了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关系,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作了成功探索

  边区的政权建设长期处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之中。武装革命是建立根据地的基本前提,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建立红色政权的根本保证;工农政权的建立反过来又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因此,只有把革命武装斗争、开创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陕甘边时期,革命政权无一不与革命战争的胜败直接相关联,而革命战争的胜败又与绝对数量的武装力量相关联。在陕甘边、陕北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西北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武器装备、政治素质、军事技术、作战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军事基础。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定边、富县、甘泉等十八九个县的部分地区,新设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正宁等11个苏维埃县治。

  总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在陕甘边政权建设方面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完整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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